当晚，他们在村民家中借宿。夜里停电，大家围坐在蜡烛旁吃饭。杨雪忽然说起一件事：去年冬天，有家公司来村里谈“公益捐赠”，承诺建一座现代化电影院，条件是所有师生必须参加他们组织的“爱国影视教育周”，观看指定影片二十部，其中包括七部从未在公共平台上映过的内部宣传片。
“他们带了合同，让我们签字按手印。”杨雪苦笑，“我说不行，孩子们需要看的是真实的世界，不是别人替他们选好的画面。结果第二天，项目就取消了。”
叶明静静听着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真正的控制，从来不只是封锁作品，而是塑造认知。让你以为某些话题“本就不该提”，让你习惯于接受安排好的叙事，久而久之，连质疑都成了奢侈。
回到城市后，他立即修改了《条例》草案，在第五章新增一条：“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资助、捐赠、合作等形式变相实施内容审查或意识形态绑定，违者视为侵犯创作主权。”
与此同时，《山河故人?续篇》正式获得广电总局立项批复。审批意见栏写着：“题材敏感，需严格把握尺度。”??这是近年来极少数未被要求提前送审剧本的同类项目。
林晚秋得知消息时正在剪辑室工作。她没说话，只是轻轻抚摸着桌上那台老式胶片放映机，那是她从旧货市场淘来的，据说曾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家国营电影厂。
“你觉得我们能放多久？”她忽然问叶明，“如果有一天，他们又把我们的片子禁了怎么办？”
叶明看着她，轻声说：“那就让更多人记住它的样子。把它刻进硬盘，传上网盘，印成书，写成歌，讲给孩子听。只要还有人在讲，它就永远活着。”
一周后，“创作者证言计划”首期上线。首批十八位讲述者中，有一位已故导演的妻子，她拿出丈夫临终前烧毁的最后一个剧本残页；有一位纪录片摄影师，展示了自己在边境地区拍摄时被没收的存储卡碎片；还有一位编剧，讲述了自己如何被迫将主角从“揭黑记者”改成“热心市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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